说也奇怪，砚台落水，狂风立止，怒涛顿息，江面瞬间恢复平静，云开日出。从此，“包公掷砚化渚”的传说便流传开来，而那砚台落水之处，后来竟生出一座沙洲，人称“墨砚洲”。经此一事，“包青天”清名，始传于天下。
因其政声卓著，刚直敢言，包拯被调入京城，历任监察御史、知谏院。在这个“风闻奏事”的位置上，他真正成了悬在贪官污吏头顶的一柄利剑。
他弹劾过酷吏王逵。王逵时任荆湖南路转运使，巧立名目，盘剥百姓，弄得民不聊生。但王逵在朝中根基深厚，与宰相陈执中等人关系密切，无人敢动。包拯连续七次上奏，据理力争，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，最终迫使仁宗皇帝将王逵罢免。那奏章中“王逵苛政暴敛，涂炭生灵，罪在不赦！陛下若姑息养奸，则天下法纪何在？”之言，至今仍记录在史册之中。
他更曾将谏争的矛头，直指仁宗皇帝最宠信的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。张尧佐凭借外戚身份，平庸无能却欲壑难填，竟一日之内被授予宣徽南院使、淮康军节度使、景灵宫使、群牧制置使四项要职，满朝哗然，却无人敢言。
包拯挺身而出，在金銮殿上，力陈“赏者必当其功，不可以恩进”。他言辞恳切，又锋芒毕露，说到激动处，竟步步前趋，唾沫星子都溅到了仁宗的脸上！仁宗皇帝脸色铁青，最终却不得不拂袖而起，悻悻然返回后宫。事后，他对张贵妃抱怨：“汝只知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，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乎！”最终，张尧佐的任命被收回。包拯“唾溅帝面”之事，也成了他刚直不阿最生动的注脚。
包拯在谏垣的卓然风骨，早已落入一人眼中——那便是翰林学士欧阳修。
欧阳修曾私下对友人感叹：“希仁之刚，如水之就下，沛然莫之能御。非为沽名，实乃天性使然，心中唯有‘公道’二字。此等国器，正当用于浊流澎湃之时！”
果然，当襄阳王、陈世美之流极力阻挠欧阳修、狄青等剿灭拜火教匪徒“浊流澎湃之时”，包拯被推上开封府尹，面对这纷纭如麻的乱局，包拯该何去何从！
此刻，包拯放下了手中的陈州卷宗，揉了揉眉心。案头，除了堆积如山的公文，还摆放着三样东西：一方普通的歙砚，一块惊堂木，以及一枚用黄绫覆盖、尚未正式启用的开封府大印。
他知道这枚大印的重量。它代表的不仅是权力，更是责任，是无数含冤百姓的希望，也是即将到来的、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。
包拯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清冷的夜风涌入，带着汴京城的万家灯火与隐约喧嚣。他的目光掠过重重屋脊，仿佛看到了那座即将属于自己的开封府衙，也看到了那必将到来的血雨腥风。
他的脸色依旧黝黑，看不出表情，只有那双眼睛，在黑暗中燃烧着坚定的火焰。
三月初一，汴京。
阳春三月，虽偶有风寒，但汴河两岸的柳枝已抽出嫩黄的芽孢，风里裹挟着泥土解冻的腥气和远处大相国寺飘来的香火味。这座煌煌帝都，在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正月后，似乎正从年节的慵懒与暗藏的杀机中缓缓苏醒。
十七岁的王中华是在清晨薄雾中踏进汴京东水门的。
他一身半旧青布直裰，头戴方巾，背负行囊，扮作寻常游学士子模样。连日策马疾驰，那张原本俊朗的脸庞染满风霜，下颌冒出青色胡茬，唯有那双眼睛，依旧亮得惊人，只是这光亮深处，沉淀着太多东西——忧虑、决绝、以及一丝被压抑到极致的怒火。
入城第一件事，他并未直奔欧阳修指点的那座象征庇护与希望的天波府，反而在熙熙攘攘的早市边，寻了处不起眼的小茶摊坐下。一碗滚烫的粗茶，两个硬面炊饼，他吃得极慢，耳朵却像最警觉的猎犬，捕捉着四周流动的市井闲谈。
“……听说了吗？前几日南薰门闹得可凶，襄阳王府的亲兵，竟敢拦杨家的车驾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