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黑子要来了！
这四个字，如同沉重的阴云，瞬间笼罩在许多人心头。这汴京城几十年未见大风浪的天空，恐怕，真的要变了。
一场围绕开封府尹权柄的朝堂暗斗，以这样一种出乎所有人（除了布局者）意料的方式，暂告段落。仁宗皇帝赵祯，凭借其高超隐忍的政治手腕，耐心等待，借力打力，顺势而为，不仅成功将权势熏天的皇叔调离了最关键的实际岗位，更一举将天下最刚直、最无畏的一柄利剑——包拯，稳稳地插在了帝国心脏最要害的位置上，并赋予了他名正言顺的剑鞘——开封府！
剑已出鞘，寒芒初露。
而剑锋所指之处，必将石破天惊，血流成河！
汴京的暮色，总带着几分铅灰色的沉重。尤其是在这新旧势力暗流汹涌的时节，连最后一丝天光都仿佛被无形的巨手攫住，挣扎着不愿沉沦。
然而，在御街尽头，那栋并不起眼的御史台衙署内，却有一盏灯，比星辰更早亮起，也比星辰更为恒定。灯下，伏案疾书者，正是龙图阁直学士、权知开封府事——包拯。
他今年四十有六，面容清癯，肤色微黑——这并非天生，而是长年累月在外巡察、体察民情，风霜刻下的印记。额间已有了几道深深的竖纹，不过不是戏台上的月牙状，那是常年凝神思索、蹙眉断案留下的痕迹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他那双眼睛，并不算大，却亮得惊人，宛如古井寒潭，深不见底，偶尔有精光闪过，锐利得能刺穿一切虚伪与奸佞。他身形挺拔，即便坐着，也如孤松临渊，自有一股难以撼动的刚正之气。
此刻，他正在审阅一份关于陈州粮赋的卷宗，眉头越锁越紧。烛火跳跃，映着他额头上那弯传说中能“夜断阴，日断阳”的月牙形浅疤，隐隐生辉。
包拯，字希仁，庐州合肥人。他并非生于钟鸣鼎食之家，而是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却谨守耕读之道的乡绅门第。父亲包令仪，曾任虞部员外郎，后致仕归乡，最重品行教养。包拯自幼聪颖，却无纨绔之气，常布衣草鞋，与农家子弟一同在田间地头，听老农讲述稼穑之艰、胥吏之恶。
二十四岁那年，他考中进士，被授为大理评事，出任建昌县知县。然而，因父母年迈，不忍远离，他毅然辞官归里，尽心奉养双亲。这一养，便是十年。直至双亲相继离世，他在墓旁结庐守孝，哀毁骨立，乡人无不感佩其至孝。守丧期满，在亲友乡邻的反复劝说下，他才重燃仕途之志，赴京听调。
这段“十年不仕，孝养双亲”的经历，并非仕途的停滞，而是人格的淬炼。在那些陪伴父母的晨昏里，他更深切地体会了人伦亲情，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基层的民生多艰。这为他日后始终站在百姓立场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石。
后来，包拯被授为端州知州。端州以产砚闻名，所产“端砚”乃文房至宝，每年需向朝廷进贡。以往知州，总假借进贡之名，大肆敛取，数额往往是贡额的数十倍，用以贿赂上官，结交权贵。包拯到任后，下令严格按朝廷定额征收，一枚不多取。
期满离任时，舟行至羚羊峡口，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狂风大作，波涛汹涌，舟船难行。包拯心生疑窦，暗自思忖：“我包拯在端州，上不愧天，下不愧地，中不愧民，何以天公阻我？”他下令彻查随行行李。果然，在书童的行囊中，发现了一方用黄布包裹的紫玉端砚——那是当地一名砚工，感念包拯清廉，趁其不备偷偷塞入的。
包拯手捧那方温润如玉的砚台，神色肃然。他行至船头，面对滔天巨浪，高举端砚，朗声道：“我包拯一生，不取一文不义之财！此砚虽好，非我所有，天地共鉴！”
言毕，奋力将石砚掷入江心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