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蹲在田埂上，指尖捻起一撮土。
黄褐色，微潮，带着初春解冻后特有的松软与腥气。它在我掌心簌簌散开，像被风一吹就散的旧信纸。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，也是这样蹲着，看陈砚把一只断了腿的铁皮青蛙埋进这方地里——他用小铲子挖坑，我递水壶，他额角沁汗，我偷偷数他睫毛颤动的次数。那时土地温厚，不说话，只默默收下我们所有笨拙的、不敢出口的、连自己都怕惊扰的念头。
如今我三十二岁，指甲缝里还嵌着泥，可这双手早不是当年那双。它会签合同，会按指纹，会在深夜翻出泛黄的病历本，一遍遍核对化疗周期。它也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清晨，突然停在半空——正要拧开药瓶盖子的手，僵住。窗外玉兰开了，白得刺眼。我盯着那朵花，忽然听见十七岁的自己在耳畔轻轻问：“阿砚埋青蛙的地方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我记得。比记得自己的生日更清楚。
我们村叫青禾坳，地图上找不到，只有县志里潦草一笔：“清末有青姓垦户聚居，垦荒植禾，故名。”坳子蜷在两道山梁之间，像被大地合拢的掌心。中间一道溪，水清得能照见人影，也照得见云。溪东是陈家老屋，青砖灰瓦，檐角翘得倔强；溪西是我家，土墙茅顶，雨天漏得厉害，我妈总在堂屋摆七八个搪瓷盆，叮咚作响，像在敲一支不成调的曲子。
陈砚比我大两岁，生在溪东，长在溪东，却总往溪西跑。
他第一次来我家，是八岁。我六岁，正蹲在院角抠泥巴，想捏个猪。他站在我身后看了很久，忽然蹲下来，从裤兜掏出半块麦芽糖，黏糊糊的，裹着几粒芝麻。“给你。”他说。我没接。他也不恼，把糖掰成两半，一半塞进自己嘴里，另一半搁在我手边泥地上。“等你捏完猪，糖还没化，就能吃了。”
那糖真没化。我捏了两个时辰，猪歪嘴斜腿，糖在泥地上晒得发亮，像一小块琥珀。我舔了一口，甜得发齁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我妈在屋里喊：“阿禾！谁家娃又来蹭糖吃？”陈砚仰起脸，大声答：“陈砚！溪东头的！”我妈愣了下，笑了：“哦，砚伢子啊，进来喝碗米汤！”
从此，他成了我家灶台边最常出现的影子。
他帮我劈柴，斧头比他还高，他踮着脚，小胳膊绷得发抖，木屑飞进他眼睛里，他也不揉，只眨巴着，等我递过去一块干净手帕。他教我认字，在晒谷场的泥地上，用树枝写“禾”“砚”“青”“溪”。我的“禾”总少一撇，他便用脚抹掉，再写一遍，说：“禾苗要扎根，根深才不倒。”我仰头看他，他额前碎发被汗水粘住，阳光穿过发丝，亮得晃眼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这名字真好——禾，是土地长出来的；砚，是墨汁流出来的；而我和他，一个在溪西，一个在溪东，中间隔着水，却共用同一片天光。
十五岁那年夏天，暴雨连下七日。溪水暴涨，漫过石桥，冲垮了东头李伯家的猪圈。陈砚跟着他爹去帮忙，浑身湿透回来，发着烧，嘴唇乌青。我端着姜汤去他家，他娘开门，眼神冷淡：“阿禾啊，砚子睡了，汤放桌上吧。”我放下碗，转身时听见她压低声音对邻居说：“溪西那丫头，眼珠子快长砚子身上了，可咱们砚子将来是要考大学的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门关上了。
我站在青砖墙下，雨丝斜斜飘来，打湿鬓角。手里空碗冰凉。原来有些门，从来不是为我开的。
可第二天清晨，我推开院门，看见陈砚坐在门槛上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膝盖上摊着一本《飞鸟集》。他抬头笑，眼角弯弯：“阿禾，泰戈尔说，‘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’你说，夏花和秋叶，哪个更像咱们这坳子？”
我没答。只盯着他袖口磨出的毛边，和底下露出的一截手腕——瘦，却有力，青筋微微凸起，像土地深处蜿蜒的根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偷拿了家里三十块钱，买了那本书。他爹知道后，抄起竹条抽在他背上，血痕一道道浮起来。他一声不吭，晚上却翻墙过来，把我拉到溪边。月光碎在水里，他指着对岸我家那扇亮灯的窗：“阿禾，你看，那光多稳。我以后，要让你家的灯，永远亮着。”
我喉咙发紧，只点头。
他伸手，轻轻碰了碰我耳垂——那是我第一次被男孩触碰，烫得像被火燎过。他指尖微凉，带着溪水的湿气。
十六岁，中考放榜日。我考了全县第三，他第一。县中录取通知书来了，他爹拍着桌子：“砚子，去！城里念，将来当老师，光宗耀祖！”他低头扒饭，筷子停在半空。我坐在对面，一口饭哽在喉头，咽不下去。
当晚，他来找我。没带书，没带糖，只背了个褪色的帆布包。我们在溪边老柳树下坐到半夜。他忽然说：“阿禾，我报了农校。”
我猛地抬头：“什么？”
“农校。”他声音很轻，却像石头砸进水里，“学育种，学灌溉，学怎么让旱地多打半斗粮。”他转过脸，月光落在他眼里，亮得惊人，“阿禾，我不想走。这地，这溪，这坳子……还有你。我舍不得。”
我怔住。风拂过柳枝，沙沙作响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又归于寂静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，他教我写字时说的那句：“禾苗要扎根，根深才不倒。”
原来他早把根，扎进了这片土地，也扎进了我命里。
我们没说爱。那个词太重，太烫，太像一把火，烧起来会把整个青禾坳点燃。我们只说“等”，等稻子黄，等溪水暖，等他学会嫁接果树，等我考上师范，回乡教书。我们甚至悄悄量过溪上那座石桥的长度——三十六步。他说：“以后咱们的孩子，第一步踩在溪西，第二步跨到溪东，第三步……就踩在桥中央，不偏不倚。”
可命运从不讲道理。
十八岁春天，我爸咳血了。
起初只是干咳，后来整夜整夜喘不上气，痰里带暗红。赤脚医生摇摇头：“肺痨，老毛病，拖不住了。”我妈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票子，在灶前熬药，火光映着她凹陷的脸颊，像一张被风干的纸。我休学了，在镇上代课，每月三十块钱，全换成止咳糖浆和枇杷膏。陈砚天天来，帮我挑水、劈柴、碾药。他手指被药碾子磨破，渗出血珠，混进黑褐色的药粉里。他不说疼，只把碾好的药倒进砂锅，加水，小火慢熬。药味苦涩，弥漫整个屋子，熏得人眼睛发酸。
那天傍晚，我爸忽然清醒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枯瘦如柴：“阿禾……别守着我……去念书……你该飞的……”他目光浑浊，却固执地望向门外，“砚伢子……是个好孩子……可……可咱家……配不上……”
话没说完，手垂了下去。
葬礼简单得近乎寒碜。棺材是赊来的，孝布是邻居家匀的半匹白棉布。我跪在灵前，额头抵着冰冷的泥地，听见自己心跳声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沉重得像在夯土。陈砚一直站在我身后半步远的地方，没说话，只把一件厚实的蓝布褂子披在我肩上。那衣服还带着他的体温，和一点淡淡的、青草与泥土混合的气息。
我爸下葬那日，陈砚送我到村口。他递给我一个布包，沉甸甸的。“省着花。”他说。我没打开，只攥紧了。他忽然抬手，替我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，指尖擦过眉骨，极轻，极缓。然后他转身走了，背影挺直，脚步却比往常慢。我望着他越走越远，身影融进山坳薄雾里，忽然想起他埋铁皮青蛙那日，也是这样走的——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直到消失在坡后。我数过，一共三十七步。比石桥多一步。多出的那一步，后来我懂了，是他替我多走的。
我去了县城念师范。他留在青禾坳，跟着农技站的老站长学水稻杂交。我们开始通信。信纸是学校发的练习本撕下来的，边角毛糙；邮票是他卖废铁换的，五分一张；字迹他工整，我潦草。他写：“今天试种了新稻种，叶色浓绿，分蘖力强。溪东那块地，我留了一小片，撒的是你去年给我的稻种——你家老屋后那棵枣树下的土里刨出来的，壳还带点红。”我回：“学生调皮，上课扔纸飞机。我捡起来，折成船，放进溪里。它漂到溪东了，停在你们家石阶下。我猜，是你捞起来了。”
信越写越薄，字越写越少。后来，他信里开始出现“站长说”“县里通知”“试验田验收”……而我的信里，是“校长表扬”“家长送鸡蛋”“教室漏雨修好了”。我们都在向上攀，却像两株藤蔓，各自缠绕着不同的树干，越长越高，越离越远。
二十二岁，我分配回镇中学教语文。他已是县农科所最年轻的助理农艺师，常下乡指导。我们又见了面。在镇政府门口，他穿着笔挺的浅灰西装，胸前别着工作证，头发剪短了，下巴线条清晰。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裙，抱着一摞作文本。他快步走来，伸手想接，我下意识往后一缩。他手停在半空，顿了顿，又收回，插进裤兜。“阿禾，”他笑，眼角有了细纹，“长高了。”
我点点头，喉咙发紧：“你……也变了。”
“变好看了？”他眨眨眼，还是少年时那点狡黠。
我差点笑出来，可眼泪先涌了上来。我慌忙低头翻作文本，假装找什么。他静静看着，没说话，也没走开。风卷起地上几片梧桐叶，打着旋儿，掠过我们之间那不到一米的距离——近得能看清他衬衫领口一丝褶皱，远得像隔着整条溪。
后来，我们偶尔一起吃饭。在镇上唯一的小饭馆，他点两个菜，必有一盘青椒炒肉丝——我小时候最爱吃的。他夹一筷子放我碗里，动作自然得像呼吸。我低头吃，不敢看他。饭馆老板娘笑着打趣：“砚伢子，啥时候把阿禾老师娶回家啊？”他正喝水，闻言呛了一下，咳嗽几声，耳根通红：“快了，快了。”我握着筷子的手指发白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可“快了”二字，终究没落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