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知意熄了灯，摸黑躺到床上。黑暗里，感官变得敏锐：她能听见周叙白平稳的呼吸，能闻见空气中灰尘与霉味混杂的气息，能感觉到身下硬板床的每一处不平。窗外偶尔传来远处火车的汽笛声，像一声悠长的叹息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沈知意轻声开口：“你睡了吗？”
“……没。”
“地上冷吗？”
“不冷。”
沉默再次蔓延。
“周叙白，”她忽然问，“你妈妈……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地上的人影似乎动了一下。良久，黑暗中传来低低的声音：“她改嫁了。”
沈知意心脏一缩。
“我参军第三年，父亲病逝。她一个人撑不下去，嫁去了北方。”周叙白说得很慢，像在叙述别人的事，“她写信来说，新家有个小女儿，丈夫对她不错。让我别回去，免得……尴尬。”
沈知意想起自己母亲——那个在她七岁时跟着货郎跑掉的女人。她只记得母亲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身上总有桂花油的味道。父亲从不提她，直到临死前才说：“你妈是去找活路了，别怨她。”
“我母亲也改嫁了。”沈知意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黑暗里飘，“我七岁那年，她跟一个卖杂货的走了。父亲说，她是受不了穷。”
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。
“后来我总想，”沈知意继续说，“如果当时我能懂事点，少哭一点，少吃一点，她是不是就不会走？”
“不是你的错。”周叙白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斩钉截铁。
沈知意鼻尖一酸。
“我母亲走的那天，给我留了一包红糖。”周叙白又说，“她说，叙白，等你当兵回来，妈给你做红糖糍粑。但我再也没吃到过。”
沈知意翻过身，面向地上那道身影。月光勾勒出他侧脸的轮廓，硬朗，却透着某种孤寂。她忽然明白，他削木棍、记录气象、守着那个废弃的气象站，或许都和他母亲留下的那包红糖一样——是某种等待，等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。
“周叙白，”她轻声说，“等回岛了，我给你做红糖糍粑。我虽然没吃过，但……应该能学会。”
黑暗里，她听见一声极轻的、几乎被呼吸淹没的回应：“好。”
后半夜，沈知意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时天已微亮，周叙白不在屋里。她慌忙起身，推开门，看见他拄拐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，望着外面渐亮的天空。
“醒了？”他回过头，“供销社的车快来了。”
回程比去时顺利。沈知意没再晕车，周叙白依旧让她靠着自己肩膀。渔网线梭和气象零件装在木箱里，堆在车厢后部。两人话不多，却有种微妙的默契——那种同病相怜的人之间，无需言说的理解。
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回到硇州岛码头。
陈支书等在岸边，脸色却不对劲。他快步迎上来，先看了看货物，然后压低声音对周叙白说：“王阎王那事儿……闹大了。”
“怎么？”
“他说找到了证据，证明是你端午节那天晚上，偷偷去解了他船的缆绳。”陈支书眉头拧成疙瘩，“现在带着一帮人，在你铁皮屋那儿堵着呢。”